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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记
那年年底高中毕业了,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回农村务农理所当然,没什么懊恼,也没什么埋怨。过了年,就开始下地干活了。虽然有大人的个头,但没大人的力气,就占了妇女的工分底子七分半,那时男劳力可以占十分的底子。我和伙伴们都很眼欠,更多的感觉拿妇女的工分,缺少男人的尊严。
那些年国家正在搞大规模的疟疾病防治,我又是刚毕业的高中生,小队就让我当了卫生员。这卫生员主要是发药,发完药就和大家一起干活。那时发的主要有两种药:奎宁和乙胺嘧啶。头三天吃奎宁,后四天吃乙胺嘧啶。有宣传口号曰“疟疾蚊子传,治疗不要钱。得了虐疾病,快找卫生员,连吃七天药,防止以后患。”国家是要下大力气防治疟疾病的,对卫生员发药要求也很严,必须看着服药的人把药吞进喉咙里,再喝水送下肚去,方能离开。奎宁是没有糖衣的白片,特苦,时有吃了再吐出来的,也有吃了因苦呕吐的,这样就必须补服一次。我就按要求一个一个的过滤,努力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后来又发小儿麻痹糖丸。我们那里好发水,大水下去常有瘟疫,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我的一个亲侄和一个堂侄都不幸染上这种病毒,一个跛腿,一个瘫痪,终身留下残疾。因此发这种糖丸也非常认真负责,凡适龄儿童必须亲看吞吃才放心离开。这卫生员工作不知算不算务农之外的一种求职。
大概“五一”过后,有人通知我去上高中的所在地参加“招飞”体检。我莫名其妙,没人没关系的,怎么会找到我,心里很高兴,认为是老坟地发烧,祖上的阴功使然,后来才知道是需要我这个年龄段的,就胡乱地轮到我了。但被体检的医生们摆弄了大半天,却以右眼视力稍低,左腿疮疤过大为由淘汰了。据说“招飞”体检特严,这才是初检,不知需要过多少关才能检上。我们是“瓜菜半年粮”的年代长大的,只是感觉不错,也不晓得身体怎样怎样,希望能闯到好运,也没想着好事能主动到来,初检不上回家继续干活。
冬季征兵开始了,那时年轻人也都想当兵出去闯闯,尤其是农村青年。军装一穿,那个神气,那个威武,十分令人羡慕,女孩子也会对你热情三分。就是弄一顶军帽戴在头上,也显得比人高出一截,那个兴奋劲能一夜睡不着觉。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态度,我也报了名参加了体检。五官,血压,心脏,脾肺,一项一项的过,还脱光衣服在有炭火的房里按要求蹦跳,翻滚,起坐。又被收拾了大半天。别说,我“招飞”初检不合格,这次还被体检上了。但问题又来了,只有三个新兵指标,体检合格四个,必须有一个不去的才行。都是农家子弟,机会难得,哪个不争呢,谁愿意退下,另三人都分别找来了亲戚做工作,村长一时难以定夺。看他们没退下的意识,我只好提出退下了,这下村长工作好做了,对我的高姿态很是赞赏。但这好像意味着我又失去了一次求职的机会。
冬去春来,生产队干部改选,原来的会计当了小队长,就让我当小队会计。会计的主要工作就是记工分和算账。我虽然高中毕业,有一定的文化,但猛一干还是很生疏的,就学着慢慢干。我们那个生产队复杂,南头姓黄的和北头姓黄的有矛盾,都有弟兄几个,经常发生摩擦,时有打斗。于是记工分也难,都互相盯着,稍有差错,就要问个明白。后来就互设记工员,以防作弊,就这样有时我也夹在中间受气。为了调动社员积极性,也包工。割了多少麦子,锄了多少玉米,都要量地再算工分。为了省事,就学前任会计,用步子量地,把步子跨大一些,一步算一米,边边角角的地形再割补,尽量有利于社员计算,他们就不会有过多的意见。队里一帮姑娘们,想多弄工分,量地的时候,经常起哄,扰乱现场,马虎我给他们多量多算,有时多跨一步,多算一厘,也就把他们打发了,反正工分是生产队里的,差不多都有点水分。分粮食的时候,既按人口,又按工分,人六劳四呀,人五劳五呀,人四劳六呀,比例不同,都有讲究,分的多少都有差别。按什么时候的工分分,都要提前算好。年底决算的时候最麻烦,全队多少工分,折合成钱,每一分合多少,总收入多少,都要算得分毫不差,账账相对。队里卖个麦草荻子,买个木锨扫帚,流水账都要记得清清楚楚。干到年底,搞了决算,我不想干了,生产队愿干的人多,就让了。
父母亲怕我在家务农耽搁长远了,学业荒废了,就想叫我到外面找工作。不吃商品粮,又没社会关系,推荐上大学什么的都轮不上,找工作难啊。那时有个堂舅在邻县知青安置办工作,父母就让我去找他。刚学会骑自行车,就借了亲戚的飞鹰车,和我老舅一起去找他了,因为老舅认识那个堂舅,我自己去不认识,也摸不到地方。到堂舅家一说明来意,就难办了,他能安置的都是吃商品粮的,我虽高中毕业,但吃农村粮,没戏。那时的商品粮有粮本,很高尚,显得高人一等,就业当兵都优先,比农村粮不知好过多少倍。堂舅说,看可能到水泥厂打零工。这时又来了两个亲戚的小孩,也都十八九岁,求堂舅找工作,也是农村粮。一个农村粮找工作都难了,何况增加了两个呢,零工也难找了。待了十余天,胳肢下长疮,发炎溃脓,脚也冻坏了,没有什么希望,就回去继续务农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一大早,几个青年结伴而行,过几道河,行百余里,傍晚到了家。
工作不好找,职难求,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胸怀也广阔,你走了它不埋怨,你来了它仍然双手接着,那就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农村大有作为吧。父母仍然着急,找到村支书,想让我到村里小学教书。村支书是我的一个堂叔,想进村小教书的男女青年学生也多,除掉我至少还有两人,一个村子户族关系纵横交错,亲戚脉络像巴根草一样。支书也很为难,关系绷住了,他不想相宜一个得罪一个,于是四月的一天我和另外两个青年都进了村小,当民办教师,拿工分。由于当时只有一个民师指标,国家下拨补助7元,于是我们三个人平分那份补助,每人合2.33元,这补助的尾数可是个永远除不整的循环小数。这在当时不知算不算找到了职业,反正拿一年3600的满工分,外加两块多钱,心里也挺知足。父母认为既然高中毕业,教个书,也不算是太亏了,心里也就安得了许多。
大概是秋收完毕的季节,传来消息,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心头为之一振,感觉希望之星已经开始初照了。殊不知,高中毕业已经快三年了,该记的没记住,不该忘的全忘了,该复习的没复习,结果那个冬季的高考干着急,被是是而非的知识,可会可不会的东西搅合的一塌糊涂,败北缴械是必然的了。怎么办,只有卷土重来,明年再战。第二年,教学工作之余开始复习备考。放暑假了,躲在一间小屋里战酷暑,斗蚊虫,刻苦用功,认真背记,强化训练薄弱学科。工夫不不负有心人,那年高考,我考上了一所师范,这就意味着吃上了商品粮,有了工作,求职算是有了一个着落。
俗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我常想,如果不是小学、初中、高中都经历“文革”,受其影响,我的读书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商品粮的所限,有红粮本,我又会参与怎样的生活历程?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关系薄弱,无人帮衬,我又会步入怎样的生活途径?我们这样的人常常输在起跑线上啊,我们在比人家晚半步或慢一步的时候,追赶人家已经很难,如果再不发奋努力,那就永远只有老牛拉破车,远远地落在人家后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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