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发帖爆料或参与评论，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近期各媒体平台都晒出了毕业和授予学位的典礼，不曾想淮滨曾经也举办过大学的毕业典礼。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前身，是建国初期创办的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与中央财政学院，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这一切都是为让中财院成为中国财经方面最顶尖的学府。
以后又成立了中央财政干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校、中央财政金融干校。在此基础，几经调整、合并，于1960年创建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文革开始后1969年11月师生迁往淮滨马集公社，1978年在北京复校，1996年更名为中央财经大学。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1966年8月，出现了“八八队”和“八一八”群众造反组织，进行所谓破“四旧”，搜集黑材料，查抄了许多干部和教师的办公室、宿舍，把几十名干部、教师打入“劳改队”，搞批斗，剃阴阳头，进行人身侮辱。
文革初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八八队”夺取了学校的党政大权，并且到财贸口和财政部去夺权。
1967年1月20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师生的“八八战斗队”夺了财政部的权。
1969年11月，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全院教职工及其家属和65级学生大搬家到河南省淮滨县马集公社农村（只有留守处部分人员看守学院财产未去）。
中财院响应党的号召，集体迁徙到河南省淮滨县马集公社，在这个淮河边上的贫困地区安营扎寨，继续着一所大学政治性的运转，而不是教育性的运转。实际上这个时侯作为一所文科大学，它已经失去了教育的权利、职能，也失去了教育的意义。
从北京出发，经信阳转到淮滨，全程约1300公里，路途遥远。马集气候夏天酷热、冬天湿冷，缺医少药，贫瘠的淮滨农村，水土不服将会在未来困扰很多人，能不能适应都是未知的。
曾在1949年任新中国税务总局第一任副局长的崔敬伯，此时是中财院教授，年轻时远赴重洋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抗战时跟着国民政府去重庆，后又追随新中国去了北京。去过很多地方，唯独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来到淮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从北京出发前，他于课暇漫步北京四道口以东的东坡，沿铁路线向北行，人行路旁有三棵很高的大杨树，每当漫步至此，辄坐树下乘风，在1969年10月的秋天，下放淮滨之前，又漫步到此，忽发现三棵大杨树被砍伐而去，树根斧锯之痕犹新，不禁有所感触。树已不在，人又往何处享受萌阴,漫成四字诗六句： 昔年垂荫， 高矗临风； 今看遥落， 惆怅寒空； 树犹如此， 目送飞鸿！
诗以言志，看一个人的志向，往往要从诗里去领略。到了1969年11月15日傍晚，崔敬伯从北京来到了河南省淮滨县马集中央财金学院五七干校，开始下放生涯。他被安排住在马集刘庄小学，三面环水，前面则是广阔 的麦田。十六日晨，曾写下五言长诗十二韵一百二十字，以纪其事。
《赴淮滨五七干校》 本是河北人，京城度晨夕，埋首书卷间，出入办公室。 偶尔事劳动，远非工农比，忽忽二十春，恍若浮云寄。 一朝聆号召，下放开新历，首批即报名，紧跟先进跡。 我校到淮滨，我入河南籍，幸与社员伍，农事重学习。 千里麦苗青，广阔真无际，改造世界观，根源要触及。 荡涤残渣滓，拓展新呼吸，昨死庆今生，大破方能立。
十五日晚间降雪，十六日起床后，开门远望，一片银世界，诗写下七言绝句以纪： 《淮滨初雪》 淮滨初到六琼飞，溪水护田三面绕， 大地银装眼界开，麦苗千倾送青来。
姜维壮（1923年12月—2017年8月23日），中国财政理论奠基人之一，财政专家。1946年，进入北平华北文法学院学习。1949年2月参加革命，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被留在东北大区财政部税政金融处从事调研工作。1953年经过严格的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为我国第一个留苏的财政学专业研究生，被国家选派赴苏联莫斯科财政学院。
1969年11月13日。赴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前夕，独居中财院西楼隔离审査中，写下： 《别前》 风霜落叶天， 疏疏秀枝寒。 麻雀不厌我， 嬉戏西窗前。
1969年11月14日，姜维壮在离开北京去淮滨“五七干校的”车中，写下： 《启行》 立冬时节离京城， 飘萧风雨送我行。 长辞京城眼无泪， 归去田园儿时情。
在淮滨“五•七干校”的途中，他站在如故乡一般苍茫的"广阔天地”上，尽管“担 担屎尿进菜园，肩头肿痛腰腿酸”，却依然“眼看点滴 都有用，越挑心里越香甜”。拉水、烧水，浇地、种菜。日子虽苦，居然乐在其中。他让老伴买了种菜的书从北京寄来，照着书上有板有眼地干。一看蔬菜打蔫儿了, 要么到老乡家里上门求教，要么坐在马路边上等着老乡 经过问个究竟。他不但在诗里抒发菜园情致，还在日记中记下不少种菜的知识。
1969年11月27日，姜维壮在河南淮滨“五七干校”菜园干活时有感， 《菜园劳动》 茅厕挑粪七八日，菜秧迎我笑嘻嘻。 鹅鸭熟识不离去，鸡犬围绕更依依。 担担屎尿进菜园，肩头肿痛腰腿酸。 眼看点滴都有用，越祧心里越香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霍焕民回忆：
1969年，为了落实林彪的“第一号令”，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教职工，以及65级的学生，要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淮滨县马集公社“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1月中旬学校直属连（原行政各处、室和普通课教研室的干部、教师） 组成先遣队，赴马集公社为大批人员下乡做准备。我记得成员有李连山、范增袍、丁振颖、 杨荣贵、我和财政65级的两个学生。我们坐火车先到信阳，由信阳中转站派了一辆敞篷解放牌大卡车，沿着信阳到淮滨的(大家都称它为信淮路）把我们送往淮滨马集公社，300里左右。
那天一大早就朔风大作，似刀割脸，手脚冰凉。好在我们都穿着棉鞋和棉猴（戴帽子的棉大衣），大家依偎着蜷缩在卡车上，咬着牙相互鼓励，小声而有力地同声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克服万难，争取胜利。”走了不足50公里，又落下了雨夹雪，不一会儿，浑身上下就要湿透了。司机把车停在路旁说：“行李下边有块大塑料布，大家披上吧。”我们赶紧把塑料布拽出来，大约有3米见方，正好能盖住我们几个人，我们每个人都用手抓住塑料布，挡住了部分雨雪。大家对司机师傅感激不尽，又同声说：“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因为没有手套，只好左右手替换着拽。时间长了，手冻僵了，拽不住了，塑料布腾空而飞。这时恰好到了息县，司机师傅找到长途汽车站，让我们到候车室避避风雨，我们又是感激涕零。
天那么冷，没有一个人叫苦；风那么大，没有一个人喊怕。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五七干校”的任务是改造思想，都知道自己是“老九”；都知道“老九”前边还得加一个“臭”字。 经历了1959年大饥荒，1968年特大水灾，淮滨的农村此时已经破败的不像样子了，除了土坯房还是土坯房。
眼前荒凉贫瘠的一切怎好与京城的大学校园美景相比？一位居住在江苏连云港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65级校友在她的博客中写道：
“1969年是建国二十周年，当时国际形势相当紧张，尤其是中苏边境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中央决定北京高校向外疏散。为了迎接二十年大庆，我们的离京日程排到国庆节之后。那段日子，同学们无所事事，男同学装收音机，女同学打毛线衣，我们戏称在做“路线斗争”。1969年11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我们离开北京来到河南省淮滨县总行干校。财政系住马集公社，我们一班、二班女生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我们到淮滨的第二天，淮滨下了一场大雪，气温急骤下降，这里又没有暖气，我们感到冷极了。”
我们到干校后开始劳动，先是盖房子，后来干农活。淮滨县位于河南省最南部，在淮河岸边，地势低洼，是淮河水患侵袭的重灾区。这里的农民生活很苦，我们曾到村子里农家去看，他们家里什么也没有，屋子是用土坯盖的，留了个小小的窗户，家里只有竹床、灶台，屋子里光线很暗。”
陈如龙是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财政部副部长，1969年下放淮滨五七干校务农劳作，虽为党的高级干部，也降为“劳力者”受制于人。
1965年9月，中财院65级新生入学，加上尚未毕业的62级、63级、64级同学，中财的学生人数达到了“文革”前夕的最高峰，1965年9月，学院共有在校生1529人。
65级同学于1969年11月全部来到河南淮滨马集公社。明细如下：
财政系1班50人，2班51人，3班50人，4班49人。 金融系1班50人，2班50人，3班50人。 国金系1班51人。 会计系50人。 银会系50人。
中财院的65级学生为四年学制，因文革爆发，延期一年毕业。在淮滨度过一段艰苦岁月后， 1970年8月，65级学生毕业分配。
65级学生回忆：
（1）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财务公司原总经理唐文清，男，1946年生于江苏省涟水县。1965年9月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1969年文革期间，被疏散到河南信阳淮滨劳动待毕业。即使在这段困难的时期，他仍然坚持学习。他千方百计的找来大学的书籍进行自学。
（2）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凌隆，男，1944年10月生于陕西汉中西乡。1965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1969年9月下放河南省淮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那里的条件真的很艰苦，但是这也是培养基层干部最好的地方。这些苦都能承受下来，以后工作中还有什么苦难跨不过去？
（3）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原党委副书记吴炳贵，大学毕业后，吴炳贵到河南省淮滨县某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了一年。说到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吴炳贵引用了他论文杂集《思索抓痕》里的一句话：“四十功名，八千里路，几多坎坷，几多波折，但总算以平常的心态、执著的追求，从容自得、‘清风满怀’地走过来了”。
（4）云南省审计厅原厅长冯毅（女），毕业前夕，学校疏散到河南，她在部队农场锻炼了半年，并参加了一些社会实践。“文革”中，他们那一代靴子，经受了身体和心灵的磨炼。他们在痛苦中思索，在磨炼中奋进，努力同命运抗争，练就了不屈不挠的性格和意志。
（5）一65级女生在博客上写到： 满庭芳·探亲 江岸微云，船儿轻震。汽笛声断人分。河南福建，电话引离樽。多少国魂家事，空回首、劳燕飞分。车窗外，夕阳残韵，望一架凌云。 离愁。当此际，飞鸾军中，鸿雁轻寻。放牛又喂猪、锄垦农民。此去何时相见？襟袖上、空洒珠痕。天天盼，统一分配，回转浙江门。 （注：1969 年-1970 年 6 月我们这二届学生，因故延期毕业分配，我仍在河南淮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五七干校劳动，先生所在部队从浙江调往福建飞鸾。）
青春往事，来不及挥手作别，就已远去。虽然没有真正完成四年的学业，这些大学生也只能含恨而去。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很容易被环境同化，随波逐流，且不自知，而下放淮滨的中财院师生们则给出他们的答案：再艰苦的条件，也要坚持学习。总有一日，社会回归正态，知识必有出路。
1970年9月5日，驻中央财金学院“军宣队”和中央财金学院革命委员会联合写了《关于1969届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提到： 遵照《中共中央关于1969、1970、1971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的通知》精神，我院自1970年7月10日—8月13日，举办了毕业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经过动员教育，大学习、大批判；个人总结、组织鉴定；落实方案、派遣离校三个阶段的紧张工作，我院最后一届毕业生分配任务已经胜利完成。目前，在506名毕业生中，除1人在押、1人留校劳动改造、1人因病缓派、5人涉及“五·一六”问题待查清后处理外，其余498名毕业生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学生离校前，8月10日，学院召开了欢送毕业生大会，当地驻军首长、淮滨县革委（县委政府合并）、人民银行总行淮滨五七干校、马集公社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驻中央财金学院军宣队和中央财金学院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了话，财政部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副主任也讲了话。
8月11日和13日，毕业生分两批离校时，驻院“军宣队”、院革委会及系分配小组负责同志同车专程送行270里，直至送毕业生上火车全部离开信阳。留校的教职工、当地驻军、公社干部数百人也在马集刷标语、设饮水站、敲锣打鼓、夹道欢送。
在那个热烈而畸形的年代，有一个这样热烈的送行，而一些学生没有毕业，却是那畸形的政治造成的，可是那个时代对那种政治的畸形，却是集体不意识的。可以说世界自有大学以来，那样的毕业，也唯有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所独有。
有学生回忆日语专家王立达：
1969年9月，学校决定全体师生都“疏散”到河南省淮滨县办“五七”干校，大家都在作行前的准备。有一天我在校园遇见他，见他正提着一摞书往16路公交车站走。
学生帮他提上书，在行走间，问他淮滨有什么典故，他说，淮滨就是淮河之滨，其县治所在地叫乌龙集，传说早年淮河中有条小乌龙，在淮河两岸兴云布雨，搞得风调雨顺，百姓对其感恩戴德。突然一天，有一条大白龙来到这里，它驱走小乌龙，占据了淮河，却整天兴风作浪，导致旱涝频频，百姓苦不堪言。一天晚上，小乌龙托梦给百姓，说它第二天要和大白龙决斗，让百姓们帮它一把，并告了具体帮助的办法。第二天一早，百姓们云集在淮河边，只见空中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两条龙正在搏斗。当大白龙被赶下河时，百姓们立即按小乌龙的吩咐把准备好的石灰推向河中，河水立即沸腾起来，大白龙忍受不了沸水烫身，腾身向小乌龙反扑，小乌龙也被拉下沸水河中，两条龙打得天翻地覆。当大雨停止时，只见河面上漂起一白一黑两条龙的尸体。百姓们悲痛万分，专门为小乌龙立庙祭祀，此地也起名“乌龙集”。传说包公就是乌龙转世。故事听得学生如醉如痴，就在这时，16路车到了，而学生还沉浸在奇特的神话中。
1970年8月，中财院65级学生毕业离校，当汽车路过校部的驻地马集（淮滨马集公社）时，我远远看见王立达先生的身影也在人群中。我向他招手，不知他看到我没有，只见他把那顶烂帽子高高抛起，嘴里还喊着什么。这就是学生和先生的最后一面。和先生的交往，在那时学生都不敢对别人说。
教工杨博回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停课了。1969年，根据林彪“一号令”，进行战备疏散。学校全部将职工加上当时的65级学生被迫转移到河南的淮滨县。
学校被撤销以后，校址没有了，老师没有了，牌子也没有了，学生们被扫地出门。在北京，真正撤销的学校就我们这一所特殊的学校。
那这期间老师和学生都是怎样的生活的呢？来到淮滨县的五七干校之后，大家就劳动，种地、养猪、干农活，老师和学生一起劳动。
姜明远副院长曾去养猪，俞天一教授也当时了司务长，管伙食。大家白天劳动，晚上老师则带着学生们学习，虽然离开了学校，但大家对学习的热情丝毫不减。这就是我们老师和同学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央财经大学俞天一教授回忆： 1969年我们下去到五七干校以后，大家就劳动，种地啊，养猪啊，干农活吧。学生们去劳动，老师也劳动，我们那个姜明远副院长，老同志，他去养猪了。我干什么呢，我当司务长，管伙食。我们自己宰猪啊买菜啊做饭啊，做饭的都是老师和学生，老师有的是烧火的，学生年轻揉馒头啊什么的，学生干得都是挺好的，干得挺努力的。我当司务长呢当得还算可以，因为有个比较，几个连嘛，我们这个连花钱是最省的，而且花钱省吧还比别人吃得好，最后粮票还有剩余，我们那时候凭粮票买粮食啊，粮票还有剩余。
当时我们的老师也很辛苦，有的老师烧火，现在有个90岁的老师当时就是火头军，烧火的，叫王炳文。现在我们还经常有来往。后来到淮滨县集中，集训了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就分配了。
学生走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那边（淮滨）搞运动。因为当时有个所谓“五·一六”黑集团，到最后也没有这个东西，但当时抓“五·一六”抓得很厉害。当时军宣队在那个地方，学生分配毕业以后呢，军宣队把我找去一块搞调查去了，我跟军宣队的队长到西北啊什么的去调查，实际上最后调查结果也没有什么“五·一六”，实际上所谓的“五·一六”分子都不是。到1971年的7月份左右，我们就要分配了，我就到辽宁财经学院去了。辽宁财经学院要去了34个老师，我老伴跟我一块走的。到大连以后，我开始还是搞运动，也查“五·一六”，那边也在查，全国性的查啊。那个时候是工宣队，不是军宣队，它那边是工宣队，工人师傅。我到那边又去搞了一段运动。搞完以后，基本上定案也没有什么“五·一六”，那这个事情后来都定下来了，给有些打击错了的人平了反。
后续 ====================
1973年3月15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接到了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就此前中财院的请示所作的的批示，同意中财院把淮滨马集干校的摊子撤回北京，并且指示要认真做好这项工作，把善后工作处理好。
3月17日，学院整建党领导小组开会指出，中财院是1969年11月战备疏散到马集去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下，在淮滨县和马集公社的支持下，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搞农业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家在思想锻炼和世界观改造上也有很大提高。几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前的情况要求我们必须集中人力，统一领导，因此，再继续分成两摊子，确有不少困难，影响批修整风和撤销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次财政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我们把马集的摊子撤回北京，可以使我们把“批修整风”这项头等大事抓好，带动各项工作，加速我院撤销工作的进程。
会议对各项具体工作作出安排：
组织撤点工作负责班子，由温玺、李连山负责组织15人左右的班子，最晚于3月25日前离京去淮滨马集，争取4月中旬结束此项工作；撤回北京后，建立两个支部，干部分配组、清队组、批清组、行政组（留守处）和长期病号，组成一个支部，支部委员为曹桂芬、秦穆伯、李风彩；其余同志为第二支部，支部委员为沈云、温玺、高文明等，两个支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若干小组，整建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具体工作。在马集时，超假扣工资的规定停止执行，3月份就不再扣了。
| 
发表于 2019-6-22 08:28:00
收藏
支持
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