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淮滨史：县长谈吏治

秋岗 · 发表于 2019-10-23 2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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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文中的县长198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这是一个充满荆棘的时代，经历九十年代的经济调整时期，此时淮滨多家国营工厂已倒闭。在效益好的时候，曾经发生的地区财政从淮滨县借钱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以下内容来源于《黄河边的中国》，百度百科简介：这本书是著名学者曹锦清1996年5月-11月期间深入河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部当代中国少见的实证考察著作。全书记录了正在转型中的中原乡村社会，涉及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与土地、与市场、与血缘人情网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化现状;涉及农村、农民、农业、收支、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诸多方面;涉及日益庞大且凌驾于农村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与分散经营的农民为争食有限的农业剩余而引发的各种矛盾，涉及作为一种显示力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努力之间的强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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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8日

上午11时，应约前往信阳市郊的信阳发电厂，由马主任陪同。报告题目与提纲一如昨日，所引实例稍作变动，以切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听众是全厂二三百名干部党员。整个报告历时两个半小时，反响很热烈。中午，厂党委书记、党办主任设便宴款待我们。饭后，派车把我们送到E县。E县的县长是马主任的同校同班好友。

此次到淮滨专程往访县长，就县乡政权中的有关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

从信阳电厂到E县城约300华里，驱车赶到E县城，已是下午4时有余。临淮而建的E县城，既得淮河之利，更受淮河之害。历年筑堤防洪，迫使河床逐年抬高。如今，整个县城已处于淮河之下，淮河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时值连日的秋雨，暴涨的河水高出两岸大地数米。E县境内的积水无法排泄,致使沿淮数乡20余万亩的麦苗被淹，全县正处于紧急的排涝保苗的奋战之中。此时来找县长访谈，实在是不合时宜。

果然，县长正忙得焦头烂额。会议开到6时结束，县长才抽空接见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刚坐定，即有两名乡长进来请示“两乡十余万亩小麦受淹，请县里立即组织排涝”云云。县长下令通知县有关部门头头晚8点来县会议室商议排涝事宜。此事刚处理完，又有乡长前来请求调拨数台抽水泵。县长说:“实在太忙了，请县办主任先给你们安排食宿，我抽空来看你们。”于是随办公室主任到县招待所（已改建成宾馆）放置行李，然后到宾馆内的“雅间”吃饭。

晚7时许，县长方匆匆赶来，略带酒意，说是刚才在另一席已喝了几盅，是县委组织部设宴招待省委组织部来的官员，年末的干部考核是每年的例行公事。县长坐定，马主任即对县长说:“我给你带来了一颗头脑。曹教授此番来信阳，一方面考察农民、农业、农村与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专门来找像你这样由学而官的县太爷谈谈心里话。你们在地方从政,熟悉现行地方政体的实际运行及利弊得失，作为知识分子，又多一份分析与思考。这次我陪曹教授来E县，就是专程来找你谈谈的。”

县长说:“曹先生远道而来，理应好好谈谈。在县做官，整日忙于各种具体事务，缠于各种应酬，连读书、思考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有许多问题与困惑，确实想找人聊聊。然时下实在太忙，又值涝灾，排水保苗，关涉到明年的夏粮收成，县长之责，莫重于此。这次只能略备薄酒，聊表求教心意，下次有空，你我三人，谈他个三天三夜。”接着频频劝酒，以尽地主之谊。

我是没有时间等“下次”了。故趁此席间与县长略谈几个问题。

我说:“明末的顾炎武对地方政治有不少精辟的议论。在其《日知录》中说，宋、明县官，位卑权轻；中央、州郡之官，位高权重。由此造成的弊病，在上者权大而责小，往往瞎指挥;在下者权轻而责大，或唯上是从，或不按其位，急欲上爬。县官向有‘亲民,之名而无其实，且地方官都取回避制、任期制，犹如传邮，难安其位，任其责，亲其民。顾炎武建议，一是减少管官之官,用现代行政术语来说，是减少中央到县的管理层次，二是赋予县官以亲政莅民处事之权，以负其责，是谓尊亲民之官。阁下对此,有何评说?”

县长说:“
宋明状况，至今亦然。如今，从ZY到省市的不少中高级官员，对县、乡两级之官，既轻视，又不信任。认为县乡之官，一是能力低，二是贪赎成风。弄得县乡之官，受上下责备，两头受气，无处诉说，很有怨气。这对地方政权的建设，十分有害。这里,牵涉到县乡级官员的总体评价问题。全国情况，我不敢说，就信阳一市九县而言，我略有一个印象。对E县而言，我是比较熟悉的。就以我所接触所熟悉的范围而论，说实在的，是‘两头小，中间大’。一头是勤政为民，下以黎民百姓之生计为忧，上以民族国家前途为虑的清官，在现今的市、县、乡官场中，实不多见，说凤毛麟角也行。一头是结党营私，以搜刮受贿为能事，以邀功上爬为目的的贪官也毕竟是极少的。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劣政行于一时或可，但怎能行之长久？

大量的地方官员于中间状态，但在现行政治体制与用人体制之下，这中间状态的其变化趋势实有令人忧虑之处。如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考虑最多的是两件事：一是保位，二是升官。中国政制及用人制度，下级的乌纱帽全部掌握在上级少数官员手中。故下属官员，为保乌纱帽，为求升迁，只得围着上面的指挥棒转，看上面的脸色，甚至揣摩上面的喜好行事。对上面下达的各项指令、指标、任务，很少问，或不问，甚至不敢问可行或不可行，切合实际或不切合实际的问题，而是照单推行。在执行过程中，还得留出一个‘提前量’，因此往往加码向下压，省压市、市压县、以压乡、乡压村、村压农户。省里定的指标是100，到了农户头上往往是 150，甚至是200。如省里核定电价，每度0.5元上下，到了农户，往往1元左右，甚至更多。农民不堪重负，上访上告，倒霉的还是县乡之官( 权力集中于上，且主要集中于一人，这种政体若要有效运作，必须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处于上位的这一个人必须德才兼备：德，足以勤政廉洁；才，足以洞悉下情且知人善任。二是权大责也重，责权相称。但这样的人，自古就少。如今推行市场经济，人人竞逐财富，贪图享乐，那就更加稀少了。如果德不足以自律，才又平庸，大权独揽，责任推给下属，那非出问题不可。如今讲法制，但我们的法律，上不足以治官，下不足以治民，往往徒具空文，这就是所谓的‘有法不依’。”

在谈到回避制时，县长说，官员回避制，有利也有弊：其利是不受地方关系网的影响;其弊是县、乡主要官员流转太快，刚一熟悉情况，就被调到他县、他乡。地方官的许多短期行为，由此而产生。

话题又转回到地方吏治与政体方面来。他说:“

在我看来，县、乡官吏中的问题，主要还是政治体制问题。个别官吏的腐败行为，还比较容易解决，但一涉及地方政治体制改革，便困难重重了。经济改革，搞活发展经济，官、民都能从中受益。民得其利，官得其税，财政丰裕，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所以，搞经济，人人乐于从事。但搞政治改革，仅精简机构这一条，就得摔掉许多官员的铁饭碗。如把对上负责的政治体制改为对下负责的政治体制，那肯定会遭到来自官场内部的强烈抵制。中国历来是官管民，大官管小官，皇帝统管天下的。若推行Mz政治，就得全部倒转过来，说说可以，做起来就难了。从前我上大学时，也以为XX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如今，自己做了官，才深感中国的政治传统，牢不可破。关于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另外，现行的财政体制也有问题。分灶吃饭，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利，对内地不利，对内地缺乏二、三产业的农业县、乡，尤其不利。沿海发达地区，地方财政全部来源于二、三产业，并有余力补助农业。我们内地呢，根本做不到！就拿信阳九县来说，县、乡财政主要依赖农业。农业经济，一是脆弱，至今还是靠天吃饭，我们这里下了四五天雨，还不是大雨、暴雨，全县就有三分之一小麦受淹。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排涝保苗，能保住明年的夏收，已属不易了。二是比较效益低。农业歉收，刚脱贫至温饱的农户即重返贫困。老天爷帮助，农业丰收了，谷贱又伤农。今年的小麦、稻谷的市价，比去年降了二十几个百分点，差不多把农业的纯利这一块都降掉了。三是户均耕地面积太小，产出极其有限。地方财政与农民争饭吃，而不是像沿海那样，补贴农民一点。

农民说农民负担重，地方政府说穷得发不出工资，上上下下日子都难过。我们信阳地区，一乡的财政，百分之五六十全花在教育上；一县财政收人，百分之三四十花在教育上。这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各县、乡往往发了教师的工资，发不出县、乡官员的工资。我们还能干些什么事。该由乡、县财政养活养好的官吏，如今养不好，要他们集中力量办公事便困难了，因为他们中有不少人去办私事去了。地方吏治的恶化，实与这一因素有密切关系。”

最后,县长说:“上次马主任对我讲起‘马太效应’，叫做‘你有的，还要给你;你没有的，还要剥夺你’。如今沿海与内地，富裕地方与贫困地区的情况，正是这样。E是个贫困县，老天还给我们降灾。沿海富裕，资金向那里流动，政策向那里倾斜。但中国是中国，老子讲‘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讲‘不患贫而患不均’，邓小平也讲‘共同富裕’。我们内地贫困县希望ZY做两件事。一是中小学教育这一块，由ZY财政负责。二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地爬出贫困。”

时近8点，县长起时辞。他还得再到隔壁一席应酬一下，然后赶去开会，布置明天的排涝任务。临行，再三请我多住几天，待他忙完这阵子，找时间深谈。然后，我对县长的挽留只能心领意会而已。此次与县长的会谈，是初次，或也是最末一次，所谈虽然略简，但确实起到补偿与我加深我对内地县、乡政权实际状况的认识。这位由学而官、处官仍思学的E县令，确如马主任所赞誉的那样，是信阳九县中为人正直、善于思考的县令。

11月9日，E县遭逢水患，县、乡干部与村民全部投入排涝保苗（冬小麦）的奋战。如此时找人放单，是为干政扰民，于心何安？若在此等待，我也赔不起这个时间。上午8时，决计前往G县。

参考文献：《黄河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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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本想放灌水版，估计很多人看不懂。所以发到此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