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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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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8 12:5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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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
十
禅让，这是一个在现代汉语中罕见的动词。在一个以当官入仕为荣的时代，不知还有多少人懂得这个词的来路和意义。
郑天挺、李方桂等人以学术为终生追求，拒绝当官受羁为后人敬佩，而与郑天挺、李方桂同时代的留法博士凌纯声更是为了拒绝出任新疆省党部执委兼党部研究室主任职务而不惜冒犯新疆军阀盛世才和最高领袖蒋介石，几乎遭遇杀身之祸，最后被迫离开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去中央大学作了一个教师。
当官入仕，是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和悠久传统。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耕社会，读书人报效国家，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方式只能通过当官来完成。所以，陶渊明之后，隐士这个词就慢慢退出了辞典。唐宋时期，隐士们似乎和陶渊明一起留在了晋朝。到了唐代，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终南捷径，这个成语就成了唐朝人为了当官以退为进的手段，成了假隐士的一个贬义词。为我们留下不朽诗篇的伟大诗人李白和孟浩然反复的择山居隐，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行为艺术。真正的禅让，只能到更加遥远的唐尧、虞舜时代去寻找，许由、巢父、石户之农、伯夷、叔齐和严光，就是天下为公、举贤授能时代的精神高尚之人。
我们这个时代的为官，已经完全背离了为公的传统，当官，成了一些人谋取私利的手段，在一个人人投机钻营攀登官位的时代，当官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无限地获取常人得不到的利益，而丧失人格尊严，听命于权力的代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和我们如今所处的社会相比，中华民国绝对不是一个伟大和值得后人向往的时代。在中华民国38年的短暂历史上，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政权腐朽，灾害横行，民不聊生。然而，这个长期被我们认为极端腐朽的时代，却学人辈出，大师不穷，无论是面对异族入侵的刺刀还是政治政权的高压，书生们的骨气就像春天时萌芽的植物，蓬勃生长，他们的骨头长成了最坚硬的岩石。
傅国涌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注脚。“民国时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旧的东西没有断，新的东西进来了，所以非常兼容。很多知识分子既有中国国学的根底，又能接受西方文化，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而且那个时代也能够容忍这些知识分子个性的东西。那个时代虽有战乱，军阀割据，也有外敌入侵，时局动荡，但知识分子是活得很有尊严，很有体面的。最关键的，那个时代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国家没有把整个社会给吞没了。百家争鸣的时代往往出现在这个社会表面上比较乱的时候。最本质的原因，是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还是多元的，知识分子还可以找到各自的生长空间。正因为当下的环境存在各种问题，知识分子没有办法像那个时代的人那样去做事情，自然就产生了怀旧的情绪。现在社会，干扰的东西特别多，诱惑也特别多，人很容易异化，整个社会非常躁动，不安静，人们都为了外在的东西活动，那个时候的人本真得多。”
在陈寅恪、郑天挺、李方桂、凌纯声那些拒绝当官的书生们心目中，学术是神圣的，是探求真理的工具。然而，在如今大学的某些知识分子眼里，学术是追逐权力的手段。如今的大学，不是以培养大师为荣，而是以能出几个大官几个大款为傲。傅国涌先生的表达温和儒雅，其实大学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常常让我产生一个病入膏肓的晚期癌症病人的绝望联想。张鸣教授描述说：“现在的（学校）部门一把手就是县太爷，机关行政人员是六房胥吏，教师们是三班衙役，学生是百姓，完粮纳税还战战兢兢，老师们看起来还能呵护一下这些学生，其实自己在这个衙门里也属于贱民一类。官老爷把持学校的一切，学校一评级别，那些最高一级的职称都是官，他们掌握各种权力，决定学校里教师拿课题、评奖。”社会对官职的追逐，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南方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竞争。这个事例有力地证实官本位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大学的象牙塔已经倒塌，校园成为了一个散发着尸臭的名利场。
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三年后，中山大学为这个浑身傲骨的大师竖了一尊铜像。陈寅恪以一个书生的形象屹立在中山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们依稀遥望到了一个民族学术的坚硬。但是，每天每日在大学校园里上演的一幕幕丑闻，遮盖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辉。如今的书生，不知有几人还能记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有谁的身上，还长着能够敲击出金属声响的瘦骨。
当学术成为一种晋级加爵的手段，官本位思维渗透进社会的肌体，逐渐扩散成为癌细胞的时候，大学校园里的行政权力，也堕落成了寻租的工具，由此衍生了中国教育史和大学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大学合并，扩招，正名，升格，买官卖官，未评上教授而拳打评委，一身兼六家公司独董，学术造假，论文剽窃，自封大师，权学交易，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则用大学学术独立的八项原则，昭示世人，规范学术：学术自由，并以职业安全保障学术自由；不允许商人学者或者学者商人存在；官员不能读在职博士；不允许政府官员任兼职教授；不允许称导师为领导；不允许给他人提包和开车门；去政府任职必须辞去教授职务；只给去政府任职的人保留三年教师资格。
三年前，当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时候，引发了学术界对已经远去了的一个时代的追忆和对当今这个物欲时代的反思。作为陈寅恪教授的学生，季羡林先生用深厚广博的学术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季羡林先生主动提出辞去的国学大师学术泰斗的称誉，其实是当之无愧的，他虽然无法与陈寅恪并肩，但也达到了老师期待的某种学术高度。在季羡林先生最敬仰的前辈中，陈寅恪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去”影响了他漫长的人生，但是，在独立与自由的人格高度上，季先生还是无法用骨头来证明人性的坚硬。在铺天盖地的赞誉中，谢泳教授的一段评价宽容含蓄地表达了一种冷静：“在他那代知识分子里面，他是一个和新时代比较少冲突的人。季先生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如果从体制的角度来说是相当高的。1955年，他才44岁左右，就是学部委员了，相当于现在的院士，是最高的学术地位。而钱钟书等人那时都不是。季先生是个很聪明很大气的人，有很高的智慧。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里，他不是最勇敢的，但应该说还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不轻易表达自己对时代的一些判断，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后来也得到国家很多礼遇，所以有时侯还是会说一些客气的话。”所以，季羡林先生发自肺腑地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心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愿意把季羡林先生的离去作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在一个真正的大师稀有而伪大师丛生的年代，终于有智者提出了一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优秀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如今会沦为一片荒漠？
1958年，在反右派斗争中，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受到了全校师生的激烈批判。7月15日，刘文典脑出血突然离世。
一个月后，远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吴宓得知刘文典去世消息，悲痛地在日记中写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1927（年）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沉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若澄若典以及光午（其他之友生宓尚未知），今闻其死，宓岂特兔死狐悲而己哉！若碧柳之早殁，得正名而终，比王静安先生为尤幸已……”八年后，吴宓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批斗，强制劳动改造。吴宓死时，左腿已折，饥寒交迫，仍不停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纪念死于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仆大会上，闻一多激昂陈词：“我们不怕死，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五个小时后，闻一多倒在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枪口下。这个在1943年磨黑事件中不留情面坚决辞退刘文典的书生，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联大纪念碑上的文字：“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1966年6月11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在家中用剧毒农药“敌敌畏”了结自己的生命，他用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传统，对抗了红卫兵对他的侮辱。这个曾经以革命使者身份南下劝说恩师陈寅恪北上任职的书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坚守住了一个人的心灵良知。
1969年10月7日，在无尽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心力衰竭的陈寅恪溘然长逝。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陈寅恪仍然不改气节，将王国维纪念碑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字，化作了一个时代凄切的悲歌。
大师，一个一个走远了。即使离我们最近的季羡林先生，距今天也有了三年的光阴。当大师们在黎明的天空中像星星一样隐去时，多少人却在太阳底下长出了一身软骨，那些脆弱的骨头无力支撑灵魂的重量，它们就像大雪之后的竹子，摧眉折腰。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读书人如何去仰望一根坚硬的骨头。现在，我们的灵魂应该出场了，只有坚硬的骨头，才能展示读书人生命的真相。
原载《花城》2013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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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8 12:57:32